1998年春节后，爷爷的身体显着虚弱。他自知大限已至，总是说自己的生命快完毕了，爸爸妈妈给他的生命快用光了，这个瓜成熟了，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在1998年4月爷爷98岁诞辰的那段日子，咱们分别为他过了好几个生日。

  那时分，他一边赶忙做他手头作业，对长文《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做修正和修订，这是一篇爷爷在1997年下半年开端动笔的长篇文章，他自己说是“最终论文”，今后再也没精力写这么长的文章了；一边合作范用老先生的出书进展，通过范用先生的尽力，在罗孚先生的协助下，香港六合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出书《史事与回想——郑超麟晚年文选》，咱们应该随时弥补和供给范老那里需求的资料。1998年春天，咱们与时刻赛跑。

  1979年6月爷爷康复公民权后，被组织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每月120元薪酬。每月5日下午，是我固定到上海市政协给爷爷拿薪酬的日子。在1998年6月或7月的5日下午，我照样到市政协去给爷爷拿薪酬。在电梯里碰到常常跟咱们联络的人事处同志，他问爷爷身体状况，有什么需求协助？回家我转达爷爷，爷爷说，那就请他们到咱们家来一次吧。大约过了两三天，这位同志和政协一位副秘书长到咱们家来。

  那天面谈，爷爷跟他们说了三个内容。首先是感谢他们。爷爷说：“从1979年到现在，你们照料了我，我的身体现已差不多用完了，现在我要跟你们离别了。”第二，爷爷拿出了他写给中心十五大信的复印件，该信要求“宣告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肃托案’为错案，并予以”。爷爷说：“我现已等不到答复了，这封信复印件请你们替我反映上去。”第三，爷爷说：“我死了今后不要开追悼会，后事从简。”

  6月的一个晚上，爷爷忽然说，他感觉自己快死之前，要跟我谈最终一次话，我赶忙录了音。他乃至以我的名义自拟《讣告》，原文如下：

  郑超麟先生，上海市第五届和第六届政协委员（一九七九—一九八八年），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九八年〇月〇日去世。他生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五日，享年九十八岁。遗言凶事从简，不开追悼会。定于一九九八年〇月〇日在西宝兴路殡仪馆举办离别仪式。

  1998年8月1日清晨4:29，爷爷在上海仁济医院去世。1日和2日系周末，医院中止处理手续。3日周一一大早，我到医院办了死亡证明后，去太平间看爷爷。看门的问我知道哪一格吗，我说知道。我把寄存爷爷冰柜的大抽屉拉出来，对着两天没看见的爷爷说了一通话。接着到派出所处理户口刊出手续，再到龙华殡仪馆处理离别仪式手续，最终到布店买来一块大红绸布，预备离别仪式的时分盖在爷爷身上。回家跟我爸妈说我看见了爷爷，6岁的女儿大哭起来：“妈妈看见太爷爷，我没看见。”

  3日下午，殡仪馆灵车来仁济医院接爷爷，陈独秀外甥孙吴孟明和我护卫爷爷到龙华殡仪馆。

  离别仪式定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办，爷爷是参与八七会议代表中最终一个离世的，离别时刻特别定在8月7日上午，一同把此时刻告知一切亲朋好友。

  3日下午6点钟左右，忽然接到市政协的电话，要我和我爸爸当即去政协，其他亲属不要去，有要事商议。咱们马上乘出租车来到政协，看到现已打印好的几张8月7日离别仪式的《讣告》。人事处办公室还有四五位同志没有下班，其间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咱们之前没见过，主要是他跟咱们说线日领导要出差，时刻不允许，离别时刻能否改在8月5日。我一听吃惊起来，那就是后天。外地来的人都定在6日到上海，咱们许多预备作业来不及做。我提出了一些理由，期望不要更改时刻，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商议余地。尤其是在清华大学的刘桂生伯伯因学生要结业辩论，现在还没有确认详细到上海的时刻。商议到最终我表态：假如刘桂生伯伯5日之前能来到上海，离别仪式我赞同提前。所以，作业人员带我到这栋楼的下两层楼打长途电话到北京，在电话里我把工作跟伯伯批注之后，伯伯说5日他能够到上海的。这样，咱们又回到了人事处办公室，确认离别时刻在8月5日上午。

  4日上午由政协人事处一位女处长陪我去龙华殡仪馆更改离别时刻。5日上午大厅本来有组织，咱们这一场只能是加场，在11：00举办。办妥更改手续后，女处长问我：“离别会上的两头挽联写什么？假如写好了，要给咱们一同看看。”我说还在考虑中。她说：“殡仪馆也有卖的。”我说：“这个不能买，就让它空着。”她说：“空着那不美观。”我说：“不要紧。”在爷爷的离别仪式上，大厅的左右两头是空的。

  从殡仪馆回来，我又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告诉一切的人，离别时刻更改了。4日这天，家里忙起来，一切人忙着预备第二天的离别仪式，写挽联、订花圈、打电话，组织那几天外地来的亲朋住在上外宾馆，一切人吃饭包在邻近一家饭馆。

  4日晚上，政协又来电线日一大早把家里收到的一切唁电、挽联、悼诗悉数送到政协，由政协一致安置。第二天一早，我按要求悉数送到政协。

  5日上午10点多钟，咱们到了龙华殡仪馆大厅，政协的人现已到了。在家族休息室，一位副秘书长跟我说，他们看了唁电、挽联和悼诗等，觉得大部分没问题，有的不太适宜。他们考虑后，通通没有带来。我立马说：“那得悉数还我。”他说：“必定悉数还你。”

  过后，在某杂志做修改的朋友跟我说，那天他特别带了一个簿本要来誊写吊唁文字，成果什么也没有。

  上海社科院《瞿秋白年谱》作者周永祥先生，把之前编撰的挽联挂在他送的花篮上：“光明磊落，德高望重，革新功劳，大名鼎鼎。青红皂白，前史裁决，虽死犹生，名垂千古。”离别会之后，咱们把爷爷移到大厅的后边。这时玻璃盖现已拿掉，我又近距离地站在爷爷边上，我哭着跟爷爷说：“你今后要托梦给我。”

  离别仪式完毕后，刘桂生伯伯和我坐上灵车护卫爷爷送到闵行火葬场。作业人员问咱们：“是否要看进炉？”我答要的。又问咱们是不是要看出炉？我答要的。问咱们是不是要自己捡骨灰？我答要的。每个项目办了手续后，伯伯和我站在炉前，目送爷爷被推动炉门的最终一刹那，火苗烧起了红绸布，“哐”一声，炉门封闭。那一幕至今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

  第二天，我来到市政协，拿回了一切的唁电、挽联和悼诗。上海两家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报导了爷爷去世的音讯：

  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之友社社员郑超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8月1日4时29分在上海仁济医院去世，享年 98 岁。

  依据郑超麟先生凶事简办的遗愿，已于1998年8月5日在龙华殡仪馆向郑超麟先生离别。

  按爷爷要求，离别时他不穿新衣服，就穿平常最好的衣服；不请吃豆腐饭；骨灰放在他喝过的酒坛里。

  离别仪式后，我打电话给王元化先生，倾诉为爷爷办离别仪式遇到的不快之事。王先生在电话的那一头安慰我。

  图 1998年郑超麟（左三）最终一个生日，丁景唐先生（右一）带领青年人一同来家中为郑老贺寿，左四为本文作者（丁言模摄）

  爷爷骨灰寄存在龙华殡仪馆将近一年，每月1日，我去看他。1999年7月，按爷爷希望，咱们把爷爷送回到福建家园，不惊扰任何人，从此爷爷和他的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妻儿永久在一同。

  1919年爷爷脱离家园去法国，1999年回到家园，整整80年，这位游子榜首次回到他生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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