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并没有因复杂而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而停下文明孕育的脚步，早在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便诞生了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这件双体陶罐是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彩陶技艺的代表，是一件充满仪式感的礼器，体现了西藏在距今4000-5000年前相对成熟的农业文明。它的文明形态具有哪些特征呢？

  1978-1979年，中国在西藏昌都地区组织科学发掘了一座极具重大意义的高原史前人类文化遗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卡若文化遗址，它被考古学界和古人类学界公认为是西藏地区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当这件双体陶罐被发现时，考古学家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夹细砂黄陶，腹部为袋形双体，中裆相连，表面饰有双勾三角折线纹和双勾菱形纹，造型极为独特。在整个遗址中，类似造型的陶器仅此一件。从这件陶罐的造型、工艺以及出土数量来看，能确定它并不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具。那么，它的真实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不仅是这一件器物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作为目前西藏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卡若遗址牵动了整个考古界对于青藏高原早期文明起源的深入思考——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格局中，居于高原独特地理气候环境中的卡若文化有什么特点？卡若文化从早期发达的农耕经济突变为晚期的畜牧经济，表明了什么？卡若文化与周边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又有什么关联？

  这个距今约4000-5000年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因位于昌都县东南澜沧江西岸的卡若村而得名，海拔3100多米，占地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分为早、晚两期，古文化堆积层丰富，发现房子基址遗迹31座，以及数量巨大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骨器、陶片、装饰品，还有14种动物骨骼，这中间还包括驯养的家猪。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保存较好并且尚未碳化的人工栽培农作物粟。卡若文化遗址有力地证明了早在5000多年前，便有先民在雪域高原上克服重重困难，开创了灿烂的农业文明。

  卡若文化所处年代正是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高度繁荣发展时期。相关研究表明，卡若文化既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又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与马家窑文化的极深渊源关系：

  首先，卡若文化遗址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定居农耕史前村落遗址，其早期房屋建筑形式为或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草拌泥墙建筑。这种房屋建筑形式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早期文化遗址中便已出现。卡若文化遗址的半地穴式建筑形式与其相距不远的马家窑文化体系中的半地穴式的建筑无论从形式还是风格，也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其次，卡若文化遗址出土的切割器、锥状石核、柱状石核等打制石器以及条形石斧、条形石锛等磨制石器的样式和制作流程与工艺，在马家窑文化中都十分常见。由此可见在两个相邻的区域中，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是十分密切的。

  再次，卡若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人工栽培农作物粟，也是马家窑文化中传统的农业生产对象。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米，是一种十分耐旱、耐寒的农作物，在黄河流域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另外，卡若文化遗址彩陶文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主要器型为夹砂陶，表面打磨得极其光滑，纹饰为刻划或使用黑色颜料直接绘制在陶器表面。这种制作流程与工艺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也属同一种风格。

  但卡若文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特色。如卡若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均为小平底，没再次出现中原仰韶文化和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中的三足器和圆底器，而且其器型多为罐、钵、盆等，纹饰以刻划和手绘三角折线纹为特色。这些文化特点的形成应当是卡若先民适应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特点。

  就以这件器形独特的双体陶罐而言，有学者觉得它是卡若文化地方特色的集中体现。卡若文化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女性具备极高的社会地位。这件连体陶器从造型特征来看，与母亲哺育生命的十分相似，具有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呈现出宗教礼器的器物属性。

  陶器器型和纹饰突然变得简单化，单耳罐、带流罐等早期典型器不见踪迹，彩绘纹饰也突然消失，仅剩简单的刻划纹；

  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慢慢地减少，大量石砌建筑取而代之，甚至会出现了石砌楼屋，呈现出一派建筑文化新面貌。

  考古学家寻找到的答案是：卡若先民放弃了农业经济，转而选择了畜牧经济。正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带来了文化面貌的巨变。

  据研究，自然气候之变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根据近年来对远古气候的研究，距今约7500-5000年前，是全球性气候转暖期，青藏高原地区明显转向温暖湿润。此时正是卡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到了距今3000多年前，全新世小冰期到来，全球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干燥，西藏卡若地区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地理优势逐渐消失，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卡若先民放弃农耕，选择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生计方式。

  主动适应畜牧经济的卡若先民赢得了更广大的生存空间，他们从以往仅适合农业生产的河谷地段中解放出来，走出峡谷，在更广阔的高原环境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卡若文化晚期大量石砌围墙、石围圈的出现，也正是为满足畜牧生产的需要。尤其是下层圈养牲畜上层用于居住的石墙楼屋的出现，更是畜牧业发展的体现。这种建筑方式至今仍广泛流行于西藏地区，并成为独具特色的传统碉房样式。

  对于复杂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主动适应与积极挑战，使中华先民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开创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卡若文化遗址就是最好的证明。

  （文章编自：四川民族出版社《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提出“中国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

  周玉州，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目前主要是做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及相关展陈研究工作。